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时，只能居于山陵高地，钻挖洞穴藏身。到三王时才建造宫室。其办法是以高地避开潮湿，四周足以抵御风寒，墙高能够无碍男女大礼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享乐。所以，当时百姓都感到财用充足。当今王侯，所造的宫室大不相同了。他们向百姓横征暴敛，建造宫室台榭，是为了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以作装饰，左右上下争相效仿，结果财用匮乏，难以抵御灾年饥荒，无法救济孤寡贫民。这就使国家困难无法得到治理。所以建造宫室应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做衣服，就披兽衣，挂草叶，冬天穿得笨重却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又清凉。三王觉得这样不雅观，就让妇女学纺织、做衣裳。穿衣的原则是冬天穿丝制的棉衣，轻巧而暖和，夏天穿麻布制的纱衣，轻便又凉爽。当时穿衣不是为了炫耀美丽，让人观看。因此，当时人们生活节俭，便于管理。帝王的生活也十分俭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则不同了，君王对百姓大肆搜刮，来制作华美的服装，以黄金铸造带钩，以美玉装点衣服。所以说他们穿衣服不再是为了身体之需，而是为了美观。因此便有了上行下效，有些人生活变得淫逸邪僻，难以管理。君主奢侈腐化，不听忠言。用奢侈腐化的君主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国家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应提倡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

墨家当时所提出的这种节俭治国的思想，主要表达的是对当时统治者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的不满。虽然单以节俭便可使国富民强这一观点有点偏颇，但其所倡导求实节俭，以保证国力、安定百姓的想法是具有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社会里，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理应遵守的，因为它永远不会过时，更何况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所以永远都不能丢弃。

法家之术 功过参半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原悫，而各自治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是治国的根本。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百人追逐，不是因为兔子可分成百只，而是因为兔子属于谁还不明确，谁都可能占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却不敢去拿，那是因为兔子属于谁早已确定。所以说，如果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可能会去追逐，名分确定了，即使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抢。因此，圣人制定法令，委派官吏，实质上是在定名分。名分确定后，即使是骗子也会坚守诚信的，即使是大盗也会老实起来的，这样他们便能安守本分了。”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似手，君制定根本，臣处理日常事务。作为君主，就要以法令来核查臣子，看是否名副其实。名分就像是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下万物就无处可逃。动者尽其动，静者尽其静，使之各负其责，事情自然各有归属，整个国家也会显得井然有序。因此有道之人用名分去纠正那些不合名分的现象，从而随事实定名分。以前尧治天下时，就是以名分处理日常事务的，名分正了，天下就会得治；桀治理天下时，也是以名分处理日常事务的，但由于名不正，才导致了天下大乱。所以，圣人对‘名正’是看得很重的。”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上书中说：“韩非子认为：‘慈爱之家出败子，严厉之家无悍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严厉的惩罚可防止出现败子和凶悍的家奴。商鞅变法，对在路上乱倒垃圾者都处以刑罚。乱倒垃圾是小过，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都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违法。现在如不致力于防止他人犯法，就无异于慈母娇惯儿子而出败子，这就违背了圣贤的理论。”

以上所说的就是商鞅、申不害，以及韩非子的治国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