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吴下出现一种“唐十二家诗”，《杜审言集》前有庐陵杨万里序，《孟浩然集》前有宜城王士源序、韦縚重序，《岑嘉州集》前有京兆杜确序，《王摩诘集》前有王缙的《进王摩诘集表》。这些地方保留着宋本的原始面貌。这种“唐十二家诗”的行格为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和书棚本行格一样。这是从正德年间的一批唐人诗集中选出十二家加以重印或复刻而编成的。推究起来，其源应当出自书棚本。

嘉靖时期朱警刻《唐百家诗集》，其行格也是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朱氏在序言中说，各家诗集均以宋本为底本。后人当然不能贸然断定他是根据书棚本而重刻的，但推断其中有不少本子原出陈起父子所印的宋本，当去事实不远。由此可见，陈起父子当年刊行的唐人诗集，除有大量的中晚唐时期的诗集之外，也有很多初、盛唐时期的作家作品。

总的看来，唐诗由于宋人的及时整理而多少得以保存原貌，又由于宋人及时刊行而得以传留后世。

上面只是举书棚本系统的诗集的流传情况为例，说明唐诗通过怎样的条件保存了下来。由于宋代书肆林立，印刷业发达，刊刻的唐人诗集为数是很多的。有的诗集则以钞本的方式流传下来。到了明代，文化事业更见发展，文坛上又时而兴起崇尚盛唐之风，时而兴起崇尚中晚唐之风……书商也就配合着搜集、整理、刊刻相应的诗集以求售。这时出现了许多唐人诗集的合刻本，除朱警《唐百家诗集》一百八十四卷外，黄贯曾刻《唐诗二十六家》五十卷，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七十八卷，黄德水、吴琯刻《唐诗纪》一百七十卷，等等。到了明末，就出现了胡震亨所编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清初又出现了季振宜所编的《唐诗》七百一十七卷。其后清圣祖玄烨命彭定求等以季、胡二书为底本，重修《全唐诗》，成九百卷，唐诗的整体面貌也就大体上固定了下来。

史传

史传史传一类著作，名目繁多，大体说来，有正史（纪传）、编年、别史、伪史、杂史之别。“正史”“伪史”之分，自然是从皇朝的正统名分着眼的；“正史”“编年”之分，则是从著作体裁区分的；“别史”的性质很杂，其中一部分为政典；“杂史”的性质则近于小说。

研究唐诗，应该首重正史中的资料。因为李唐皇朝重视修史，建有一套完整的征集史料制度。这在《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内有详细记载。如云“祥瑞”则“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则“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则“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则“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其后又云：“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说明史官还有征集史料的责任和权力。

唐代的达官贵人，身殁之后，无不请人撰写行状传记，呈交史馆，以备采撰。有人认为某人应该入史，也可将其事迹径送史官，以备采择，如元稹有《与史馆韩侍郎书》，介绍甄济的事迹；柳宗元有《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状》，介绍段秀实的事迹，可见唐朝的史馆中采择史料的渠道是畅通的，史源相当丰富。

正史的来源比较可靠，历朝历代又起用著名的文人学士撰写，后起王朝编纂前代史实，组织措施和修史程序都比较正规，因此相对地说，正史的记载总是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