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郑风·子衿》曾描绘过一幅东周时代因官学颓败而使士子浪荡街头的情景，郑玄认为此诗讽刺了乱世学校不修的社会现实。官学急剧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春秋时期铁制工具和牛耕犁的普遍使用，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为诸侯、领主们提供了“辟草菜，拓土地”，扩大私田面积的条件。随着私田的日益增多，出现了“私肥于公”的情况，打破了旧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格局。经济的下移必然导致政权的下移，周天子大权旁落，形成了诸侯大国争霸的局面，“礼乐征伐”已不能“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进而出现“陪臣执国命”、“政在家门”的局面。政治经济权力的下移，也导致了学术的下移，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日瓦解。原本在宫廷专门掌管典籍，身通六艺的士人纷然出走，流落民间。《论语·微子》记载：宫廷中司礼乐的大师挚到了齐国，乐师干前往楚国，乐师缭去了蔡国，乐师缺进了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黄河地区，摇小鼓的武人居汉水地区。

春秋中晚期还出现过两次重大的学术下移、典籍扩散事件。一次是在周惠王、襄王之间，因先后发生王子颓及叔带争夺王位的内乱，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马氏离周去晋。一次在周敬王立位之前，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旋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贵族和百工，携带王室所藏文典逃奔楚国。从此，东周王室文化大幅度衰落下去，而楚国则取得了与宋、鲁并列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的地位。

在文化下移的历史过程中，昔日的官府之学成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的源薮，史传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掌天地四时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云云。所传虽不尽准确，但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是不容怀疑的。在学术下移的过程中，士阶层的兴起和壮大，也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昔日的官学之士离开官府，分散到晋、卫、赵、秦、楚、齐、鲁诸国，促成了春秋战国多元性文化的格局，打破了官掌学术，私门无著述的旧模式，从而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成熟的文化环境。

春秋私学

春秋末期，群雄角逐，邦国林立，大量的士奔走于诸侯公室之间，谋求生计。忙于攻战的诸侯无暇顾及学校，而各国为了谋取霸权或求得生存，对人才的需求又急剧增加，在旧官学基本瓦解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承担培养人才的职能，私学便由此应运而生。

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孔子生活的时期，私学已经出现了。从一些零散的古籍记载来看，在孔子之前或孔子的同时期，即有一批有识之士在开办私学。在孔子之前授徒讲学的相传有周室的老聃，楚国的老莱子、伯昏无人，郑国的列御寇、邓析、壶丘子林；与孔子同时在鲁国讲学的有少正卯，还有王骀、柳下惠、常枞、詹何等人，《吕氏春秋·下贤》记：子产相郑，拜望老师壶丘子林，其师门弟子以年龄长幼依次排坐，并不因子产位至宰相之尊而加置上坐，却让他依次坐在门旁。《说苑·反质》记讼师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只要学生缴学费，便教以雄辩之术。应该说私学并非孔子一人首创，但他确是把私学推向新境界的最杰出代表。

孔子一生除极短暂时间内从政之外，绝大多数时间从事教育，整理文化典籍，是最负盛名的私学大师。他广开私学之门，“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最正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先人和侪辈。

在壶丘子林、邓析时，私学已出现收徒不论出身门第，学习缴费的现象，至孔子办学时，又第一次公然宣称“有教无类”，无论出身、性格、趣向如何，凡“自行束惰以上”者，都可前来受教。孔门弟子中，贵族、富商、平民、贱人无所不有，甚至“暴者”、“大盗”、“刑戮死辱”之人，只要虔诚求教，都未尝不诲。孔门弟子不仅不受出身贵贱的限制，同时也不受地域的限制，其门人有许多就来自诸夏以外的蛮夷之邦，而孔子本人也多次发愿到东夷施行礼义教化。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普及教育观念，对中国多年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一生培养了一批掌握经术及治国本领的统治人才或教师。他的学生在其生前就积极参预了齐、鲁、宋、卫诸国邦邑的治理和政务，并有相当的政绩。在孔子死后，弟子七十二贤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门徒遍及卫、陈、楚、魏、齐、鲁诸国，使儒学传习辗转，影响扩及夷夏诸邦。

至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入到教育行列之中，专以一家之言立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有墨子、孟子、荀子等人。墨子继孔子之后，成为第二显赫的私学大师。《吕氏春秋·当染》记孔墨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故后世冠之以“孔墨显学”的契数五教图美称。墨子门人百八十人，学门师长称“巨子”，师生情义深重，凡师门驱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在墨子之后，规模较大的私学大多集中在齐鲁燕赵一带。如孟子门徒数百人，于威宣之际游学于齐国稷下；弟子多达人的淳于髡、学黄老道德之术有门人过百人的田骈，以及荀子、邹衍、邹爽、慎到、环渊、接子、邹忌均以所学称著于世，率徒游学齐鲁赵卫魏诸国，或称“稷下先生”，或“尽地力之教”，或为“帝王之师”，“谈天、雕龙、炙毂过，辩坚白同异，行礼义之化”，各著书言治乱之世，以所学传习天下，私学门户纷呈，而又不拘于私见，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繁荣局面珠联璧合，相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