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吴如嵩说：“‘诡道十二法’的要义就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戒备松弛、麻痹大意的敌人，是最好打击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是可以能动地制造出来的，方法就是‘诡道十二法’。”

(16)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曹操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胜，奥妙。传，讲明，传授。

有利的战略决策一经采纳，就要营造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军事行动。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军事领域应以诡诈多变为原则。所以有能力却装作没有能力；要出兵却装作不出兵；进攻的时间或距离近的，要表现出远，反之亦然；以小利诱惑敌人；扰乱敌人而趁乱战胜它；敌人实力强大就严加防备它；敌人兵强气锐就避开它；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敌人休整充分，就想法使其疲惫；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进攻敌人毫无准备之处，出击敌人毫无意料之地。这是军事家打败敌人的奥妙，无法事先讲明。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意谓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庙算，指国家高层的军事战略筹划。庙，即庙堂，是国君祭祀先人以及与朝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算，原作“筭”，也称“筹”，是古人的计算工具。古人在战前用算筹计算敌我实力，以判断胜负。《孙子兵法》之后的《六韬》、《吴子》、《商君书》、《文子》、《吕氏春秋》等，均使用了“庙算”这一概念。于泽民在《战略理论的奠基作——孙子兵法》一文中说：“春秋战国初期，是我国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大发展时期，战略理论也比较系统地形成了。其重要标志是《孙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论’的问世和第一个战略概念‘庙算’的提出。之所以说‘庙算’是战略概念，理由之一，它是对古代战略决策的实践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出事物的特有属性的结果，战略概念也不例外。自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凡国家遇有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就是曹操所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孙子正是在这种大量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形就势，加以概括，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庙算’概念。”得算多，意谓庙算时得到的胜算多。算，胜算，指取胜的条件多。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意谓敌我双方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推论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梅尧臣曰：“多算，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算，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算矣。”张预曰：“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多算，指战略谋划周密，反之则为“少算”。算，此处指战前的战略筹划。况于，何况。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何氏曰：“计有巧拙，成败系焉。”钱基博曰：“《孙子》书以《计篇》挈十三篇之纲，而究其所以为论者，曰计、曰势。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篇》，反复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旨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苟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见，同“现”。

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战略筹划周密就有可能取胜，战略筹划不周密就不可能取胜，更何况根本不作筹划呢！我们依据这些观察，谁胜谁负就会一清二楚。

作战篇

《作战篇》紧随《计篇》之后，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二篇。张预解释孙子如此排序的理由是：“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吴九龙说：“作战，即始战、战争准备，非指一般战阵之事。”可知该篇的研究重心已由庙算环节，进入到战争物资的准备阶段。作，意即“始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提。此篇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孙子告诫统治者发兵之前，必须考虑国家能否承受庞大的军费开支，“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时环境下，贸易无法正常进行，物价难免上涨，百姓财源枯竭。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必将消耗巨大的“百姓之费”与“公家之费”。战争既考验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考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战线拉得太长，时间拖得太久，均会极大消耗国库的物资储备，导致“国用不足”和“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严重后果。为了解决深入敌境、粮草乏供的后勤保障难题，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原则，即动用武力劫掠敌人的粮草；还提出可将缴获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这些均能有效弥补战时环境中的军需匮乏。

在深入考察了战争对物力、财力、人力的巨大消耗之后，孙子提炼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指导思想。速战速决堪称本篇的灵魂。孙子速战速决思想的提出，主要基于“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认识，即：一是战争久拖不决将导致士卒战斗力的下降，二是战争对钱财物资的巨大消耗。以上两点引出了孙子对战争危害的深沉思考，他严正提醒统治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春秋以降，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在攫取土地财富的强大欲望推动下，各国（尤其是大国）统治者多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心驰神往。《孟子》书中的梁惠王即以“好战”者自居，并宣称其“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梁惠王章句上》），战争成为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好战者”满足“大欲”的重要手段。不断膨胀的欲望使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战争之利，而忽略或忘记了战争之害。孙子此篇对战争危害的提示，至今仍能醒人耳目。核武器的发明使未来战争具有灭绝人类、摧毁地球的可能。池田大作说：“在现代，战争就是毁灭，对全人类宣布死亡。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能说他是狂人，或者是头脑极其浅薄的人。”（《第三条虹桥》）这番言论，完全可以看成是孙子“用兵之害”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回响与放大。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