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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介绍有关的史实《公羊传》不像《左传》那样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时间:2022-12-30 08:07:16  编辑:快推网  来源:  浏览:532次   【】【】【网站投稿
    三、介绍有关的史实。《公羊传》不像《左传》那样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也涉及一些史事。数量虽然不多,却很有价值。有些史实,是《左传》和其他史书所未曾道及,因而鲜为人知的。如邾娄颜乱鲁宫,鲁公子(当为公孙)弑孝公而为臧氏之母调包计所救,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周天子诛颜而立叔术,返孝公于鲁,叔术又让国的故事(10.31.2)。《左传》作者因为不熟悉这一段远在春秋之前的史实,因而对《春秋》经文作了不准确的解释。

    三、介绍有关的史实。

    《公羊传》不像《左传》那样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也涉及一些史事。数量虽然不多,却很有价值。有些史实,是《左传》和其他史书所未曾道及,因而鲜为人知的。如邾娄颜乱鲁宫,鲁公子(当为公孙)弑孝公而为臧氏之母调包计所救,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周天子诛颜而立叔术,返孝公于鲁,叔术又让国的故事(10.31.2)。《左传》作者因为不熟悉这一段远在春秋之前的史实,因而对《春秋》经文作了不准确的解释。

    有些历史故事,因为《左传》无载,一些宗《左》的学者便认为属后世之人撰造。如“曹刿手剑劫齐侯”,《史记》载之《年表》、《齐世家》、《鲁世家》,又专为作《刺客列传》,但《左传》无文。《史记》盖取材于《公羊传》。《公羊传》对此事作了较详细的记载(3.13.2),且与《战国策》、《管子·大匡》、《吕氏春秋·贵信》等书所载合。对这样的史料,只因《左传》无文便怀疑其真实性,恐怕是不妥的。三传虽互有矛盾之处,但也有许多可以互为补充的地方。如《春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左传》说出现两个日子是“再赴也”,即陈国先后发了两次讣告。但为什么发了两次讣告,《左传》没有说,《公羊传》则回答了这个问题(2.5.)。又如《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传》无传文。杜预望文生义,以为咸丘为鲁邑,“焚”为“火田”即打猎时烧野火,赖《公羊传》存其实(2.7.)。又如《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曹羁出奔陈”,《左传》也无传文。注《左传》者如贾逵以为曹羁是曹君,杜预以为是曹世子,实皆无据臆说(详见3.24.3注)。据《公羊传》则曹羁为曹大夫,其出奔的原因为三谏而君不从,使历史真相得以昭明。又如《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左传》只说是“非礼也”。《公羊传》则说得具体一些,说“来献戎捷”是“旗获而过我”,实际上是“威我也”(3.31.2),使习史者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又如《史记·郑世家》以为灭郐者为郑桓公,由于此事发生在《春秋》编年以前,故《左传》未曾提及。据《公羊传》则可知灭郐者实为郑武公(“先郑伯”),并可知郑在平王东迁之后、灭郐之前曾一度都于留(2.11.2)。《左传》翔实的史料固然有补于理解《公羊传》,《公羊传》点滴的史料也可以有补于《左传》叙事之阙略,纠正后世史家和注家的错误和附会。

    关于《公羊传》与《左传》说法有歧异的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公羊传》曾十分客观地三次重复这样的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两种说法,有时这种对的,那种错了;有时那种对的,这种错了;有时则需要来个折衷,互相补充;有时也只得存疑,以待再考。《公羊传》详于义而略于事,因此其所叙之事不若《左传》有权威性,两者如有不合,一般都以《左传》为是,《公羊》为非,但未必都是这样。经文“星 如雨”,《公羊传》记为流星雨,对了;《左传》则记为星陨同时下雨,错了。像这种不符实际的记述,不能说《左传》仅此一例。

    《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左传》把季姬说成是鄫子的夫人,“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但第二年,即僖公十五年,《春秋》才书“季姬归于鄫”。须知《春秋》凡记鲁女“归于”的,都是出嫁。如《隐公二年》“伯姬归于纪”,《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之类,季姬自然也不例外。岂有出嫁在后,归宁在前之理?所以《左传》之误是显然的。杜预懂得这个道理,为了替《左传》补漏洞,提出一个“绝婚”、“更嫁”之说,用“绝婚”来释“止”,用“更嫁”来释“归”,费好大力气,还是说得很牵强。这就不如《公羊传》轻巧地点明一下:“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原来是季姬与鄫子邂逅,一见钟情,私订终身,而使鄫子来求婚。这与次年的“季姬归于鄫”便十分合得上了。这只是一个从《春秋》经文可判定《左传》有误的例子。由此可知,《左传》和《公羊传》有歧异之处,不能一概认为《左传》是而《公羊》不可信。

    杨伯峻先生说,《公羊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春秋左传注·前言》),这是对《公羊传》持有偏见的说法。有了偏见,对具体问题就往往不能有正确的评价。如《成公二年》晋齐鞍之战中,齐顷公的战车被晋军追及,车右逢丑父为救顷公,与顷公易位,伪为齐侯,并设计令顷公脱身逃跑。《公羊传》写道:“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左传》叙述得简单些:“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本来两者大同小异,可以互补,杨先生却说:“依《左传》,顷公仅由此下车而逸。丑父使齐顷公下车,即令之逃,岂顷公如此痴 ,真取饮而来?《公羊》之不可信如此。”顷公首次取饮回来,必有不能脱身的原因,如水源在敌军监视视线之内,难以轻易逃跑之类。何休《解诂》说:“不知顷公将欲坚敌邪?势未得去邪?”“军中人多水泉浊,欲使远取清者,因亡去。”说明齐顷公借取水之机逃逸,也是经历了曲折的。《公羊传》如此写,正是细节的真实。如果今天要把这个情节拍成电视剧,编剧和导演必定倾向于《公羊》之说,而不会觉得它不可信的。

    四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为底本。经文凡三传有异同处出校(屡见之异同字,一般只于初见时出校);传文则参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记》,凡诸本有异文处,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例如:

    《庄公十二年》:“(闵公曰:)‘尔虏,焉知鲁侯之美恶乎!’致万怒,搏闵公。”(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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