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吴如嵩说“‘诡道十二法’的要义就在于
(15)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吴如嵩说:“‘诡道十二法’的要义就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戒备松弛、麻痹大意的敌人,是最好打击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是可以能动地制造出来的,方法就是‘诡道十二法’。”
(16)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曹操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胜,奥妙。传,讲明,传授。
有利的战略决策一经采纳,就要营造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军事行动。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军事领域应以诡诈多变为原则。所以有能力却装作没有能力;要出兵却装作不出兵;进攻的时间或距离近的,要表现出远,反之亦然;以小利诱惑敌人;扰乱敌人而趁乱战胜它;敌人实力强大就严加防备它;敌人兵强气锐就避开它;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敌人休整充分,就想法使其疲惫;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进攻敌人毫无准备之处,出击敌人毫无意料之地。这是军事家打败敌人的奥妙,无法事先讲明。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意谓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庙算,指国家高层的军事战略筹划。庙,即庙堂,是国君祭祀先人以及与朝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算,原作“筭”,也称“筹”,是古人的计算工具。古人在战前用算筹计算敌我实力,以判断胜负。《孙子兵法》之后的《六韬》、《吴子》、《商君书》、《文子》、《吕氏春秋》等,均使用了“庙算”这一概念。于泽民在《战略理论的奠基作——孙子兵法》一文中说:“春秋战国初期,是我国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大发展时期,战略理论也比较系统地形成了。其重要标志是《孙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论’的问世和第一个战略概念‘庙算’的提出。之所以说‘庙算’是战略概念,理由之一,它是对古代战略决策的实践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出事物的特有属性的结果,战略概念也不例外。自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凡国家遇有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就是曹操所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孙子正是在这种大量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形就势,加以概括,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庙算’概念。”得算多,意谓庙算时得到的胜算多。算,胜算,指取胜的条件多。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意谓敌我双方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推论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梅尧臣曰:“多算,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算,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算矣。”张预曰:“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多算,指战略谋划周密,反之则为“少算”。算,此处指战前的战略筹划。况于,何况。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何氏曰:“计有巧拙,成败系焉。”钱基博曰:“《孙子》书以《计篇》挈十三篇之纲,而究其所以为论者,曰计、曰势。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篇》,反复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旨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苟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见,同“现”。
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战略筹划周密就有可能取胜,战略筹划不周密就不可能取胜,更何况根本不作筹划呢!我们依据这些观察,谁胜谁负就会一清二楚。
作战篇
《作战篇》紧随《计篇》之后,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二篇。张预解释孙子如此排序的理由是:“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吴九龙说:“作战,即始战、战争准备,非指一般战阵之事。”可知该篇的研究重心已由庙算环节,进入到战争物资的准备阶段。作,意即“始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提。此篇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孙子告诫统治者发兵之前,必须考虑国家能否承受庞大的军费开支,“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时环境下,贸易无法正常进行,物价难免上涨,百姓财源枯竭。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必将消耗巨大的“百姓之费”与“公家之费”。战争既考验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考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战线拉得太长,时间拖得太久,均会极大消耗国库的物资储备,导致“国用不足”和“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严重后果。为了解决深入敌境、粮草乏供的后勤保障难题,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原则,即动用武力劫掠敌人的粮草;还提出可将缴获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这些均能有效弥补战时环境中的军需匮乏。
在深入考察了战争对物力、财力、人力的巨大消耗之后,孙子提炼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指导思想。速战速决堪称本篇的灵魂。孙子速战速决思想的提出,主要基于“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认识,即:一是战争久拖不决将导致士卒战斗力的下降,二是战争对钱财物资的巨大消耗。以上两点引出了孙子对战争危害的深沉思考,他严正提醒统治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春秋以降,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在攫取土地财富的强大欲望推动下,各国(尤其是大国)统治者多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心驰神往。《孟子》书中的梁惠王即以“好战”者自居,并宣称其“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梁惠王章句上》),战争成为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好战者”满足“大欲”的重要手段。不断膨胀的欲望使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战争之利,而忽略或忘记了战争之害。孙子此篇对战争危害的提示,至今仍能醒人耳目。核武器的发明使未来战争具有灭绝人类、摧毁地球的可能。池田大作说:“在现代,战争就是毁灭,对全人类宣布死亡。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能说他是狂人,或者是头脑极其浅薄的人。”(《第三条虹桥》)这番言论,完全可以看成是孙子“用兵之害”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回响与放大。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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